所谓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纵观历史长河，能够青史留名的除了王侯将相、高官重臣，亦不乏文人墨客，乃至平民百姓。
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清代儒学家、诗人王永彬，便是一个在平凡人生里开出绚烂芳华的人。
他自称一介“识字农人”，出身平凡，又多次科举落榜，年过半百后才“恩获”贡生。
作为一名“不起眼”的乡村读书人，又生逢社会动荡、国力微弱的清朝末年，王永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的？
年少时，王永彬的兄长去世，他的父亲让他辍学帮忙打理家计，他跪求父亲，才得以完成学业。
王永彬的前半生走得磕磕绊绊，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，他最好的出路便是通过科举做官。
清朝科举考试八股取士，形式僵化，内容空洞，而王永彬不适应这样死板的考试形式。
再加上清朝科举舞弊严重，不乏有考生靠着师门故旧的裙带关系中榜，但王永彬只是一介普通乡村读书人，没有攀关系的门路。
因此，他屡次乡试失败，一直到1840年，战争爆发那一年，王永彬已是48岁，都没有考出个一官半职。
多次落榜的经历，让王永彬愁肠百结，陪他熬过无数难眠夜晚的只有灯下书和窗外月。
半生仕途失意，转眼老之将至，可是，王永彬没有意志消沉，而是从书本和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中，体悟到许多修身处世之道。
比如“气性不平和，则文章事功俱无足矣”“一生快活皆庸福，万种艰辛出伟人”等。
后来，王永彬告别了官场，开馆收徒做教书先生，将自己修身处世的心得传授给学生。
他主张“读书不论天赋高低，立身不嫌家世贫贱”，对不同天赋、家世的学生一视同仁。
他教育学生“存科名之心者，未必有琴书之乐”，勉励学生读书不以科举为唯一目的，而是要注重修身、治学。
王永彬教过的学生遍布于枝江、宜都、松滋、公安、江凌等地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不仅如此，对于不是他学生的乡人，王永彬也像个负责的老师一样，见善必赏；见过必反复规劝，一定要使其彻底改正。
教学生如此，在教育自己的五个孩子方面，王永彬也非常重视言传身教，他主张：
有一次王永彬父亲寄宿在一家旅馆，从旅馆的朽木里捡到一锭银子，他立即还给了旅馆主人。
有一次王永彬的父亲负责一项修桥工程，他每天黎明便去工地，直到天黑才回，工匠们也因为王永彬父亲的细致而不敢偷工减料。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王永彬养成了“纯笃”的品性，而他也以父亲为榜样，将这些理念通过言传身教，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和孩子们。
王永彬告别官场后，不仅开馆教书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广泛学习研究经史、诸子、书法、医学等诸多领域，且皆有所建树。
如今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收录了王永彬的《围炉夜话》《朱子治家格言》等八本著作，合称《桥西山馆杂著八种》。
另外王永彬还著有《说古韵言》《独柱山房诗文襟著》《脏腹病药夫》等，可谓是著作等身。
比如书中的“人虽无艰难之时，却不可忘艰难之境；世虽有侥幸之事，断不可存侥幸之心”鼓励人们脚踏实地、砥砺前行；
“大丈夫处事，论是非，不论祸福”，则告诉我们真正有品行有志气的人，做事只问是非对错，不会计较利益得失；
“有不忍言之心，必有不忍言之祸”提醒我们真正对一个人好，就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忍心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会带来祸患。
读书是洗练和沉淀人生的方式，坚持让后代读书才能使他们避免被庸俗蒙蔽心智，而教育后代珍惜劳动成果，一个家庭才能长久兴旺。
教育孩子要重视品德培养，一个人应该心性品德端正，不然德不配位，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因此，这本《围炉夜话》与《菜根谭》《小窗幽记》一起，被人们称为“处世三大奇书”，至今已出版了一百多个版本，更被翻译成外语远播海外。
也许就连王永彬本人也没想到，《围炉夜话》能成为许多后世读者的案头读物，一代代传诵不止。
虽然他没有位及高官，只是个微不足道的“乡村读书人”，但他始终坚守正道，坚持读书修身，他的身上展现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文人品格。
世间活法有千百种，对于王永彬来说，读书是享福之事，教书育儿便是最大的快乐
从世俗意义上来看，王永彬没有取得“了不起”的官位和权势，也没有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但他仍然度过了精神富足的一生。
就像王永彬一样，将目光放长远，以一生的时间去积累学识，活出人生的宽度；注重品德修养，为周围的人做好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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